基于疫情给商品供求带来的异常，以及美元霸权支撑下的华尔街金融豪客借机恶炒，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近一段时期出现明显上涨，它必然带给中国“输入性物价上涨”的风险。那么，中国作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国际大宗商品的最大购买者之一，我们有没有能力控制好原材料成本？避免制造业企业受到过大冲击？

7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及打击大宗商品囤积居奇的问题，而且祭出审计手段，并指令部署审计部门：“审计发现违规倒卖大宗商品、偷逃税款等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这些问题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侵害了国家法定税收的基础。国务院成立专门调查组，无论涉及到什么单位、什么层次，都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

中央政府针对大宗商品价格多次强调打击囤积居奇，并将违规倒买倒卖大宗商品和偷税漏税行为并列，直接要求审计部门出手查处，对违法违规的任何人处以“极刑”，如此雷霆手段历史罕见。

在市场严重失灵的背景下，政府强力出手治理现货和期货市场秩序，不仅天经地义，而且非常必要。正因如此，发改委携国储上阵，通过国家储备的投放压低铜、铝等有色金属价格，同时通过扩产压低煤炭价格，再有就是收储猪肉，防止“肉贱伤猪”为未来肉价暴涨埋下隐患。这些现货行动非常正确，实际在以现货价格影响期货价格，打断期货和现货市场之间的恶性循环链。

理论地讲，期货市场功能在于：企业套期保值、未来价格发现。所以，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引导作用巨大。正因如此，只要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价格上涨或下跌，都将严重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现货市场价格。正因如此，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每一次上涨，都将相应拉高中国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价格。

按照市场规律，大宗商品市场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经常出现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或正反馈效应。比如，涨价预期推高期货市场价格，现货商看到期货市场价格上涨，也会自然产生现货未来涨价的预期，于是开始收紧现货供货，同时囤积居奇，指望未来卖高价而大赚一笔；现货商囤积居奇的后果是推高现货价格，随之强化期货市场涨价预期，从而期货价格进一步上涨。这就形成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的“正反馈效应”。

怎么办？严打囤积居奇，恢复现货市场供求本貌，打断现货价格上涨的预期，最终形成现货价格对期货价格的“反作用力”。尽管，这样的“反作用力”不能充分稳定或压制期货价格，但它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期货价格的上涨，甚至对期货市场价格上涨构成釜底抽薪的作用。

另外，除了打击囤积居奇——这种“抗”的行为之外，中国还需要采取“扛”的方式。比如，通过“降准”扩大商业银行长期资金来源，一方面压低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增加银行放贷能力，对冲企业购置原材料所需贷款的增加。当然，还有许多措施和手段，5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给出应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12项方法，现在看，这些方法依然可能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