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金融战的核心是“玩价格”，汇率、利率、市盈率的剧烈波动、甚至崩溃都是价格问题，而且是金融价格问题，但当下我们必须防范的却是商品价格问题。如果说是针对汇率、利率、市盈率，那还基本属于针对某个国家的“金融战”，但如果是针对商品价格的“另类金融战”，那则是针对全球。当然，其中最倒霉的将是实体经济为本、向世界供给商品的国家。比如中国。

为什么现在必须防范这件事情？因为，在欧洲动荡、疫情频发的掩护下，美国国内的一些经济动作可能会被遮掩，而这些事情又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最近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在职员工呈现“跳槽潮”。比如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发布报告称：今年2月，美国共有约440万人离职或跳槽，这个数据比1月增加了9.4万人。

为什么要跳槽？美国劳工部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各行各业仍有很多岗位严重缺人。根据美国企业上报数据：2月份有约1130万岗位空缺需要填补。

基于“有岗无人”的劳动力短缺，必然导致工资上涨，而“跳槽潮”实际也是在工资不断走高的带动下，一种劳动力流动的必然结果。据《华尔街日报》4月中旬的一则报道，许多美国员工正在考虑通过跳槽实现大幅涨薪。此前，美国“招聘网”对2064名成功跳槽的美国员工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6个月，约64%的跳槽员工拿到更高的薪资。在这些人中，近一半的人加薪11%或以上；近9%的人比以前至少多赚了50%。最近，又有消息说，诸如微软、亚马孙这样的美国大公司开始加薪，以留住员工，并帮助他们对抗剧烈的物价上涨。

美国劳动力参与率10年变化图：

与有岗无人、跳槽潮、涨薪、高就业低失业相对应的是：美国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正在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口比例），如上图所示。这说明，美国经济政策已经导致部分美国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尽管今年以来的情况有所好转，但2、3、4三个月再呈下降读数，4月劳动力参与率降至62.2％，为今年最低水平。

当然，还有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内加息，挺高美元指数，这显然有利于美国降低进口价格，抑制国内物价上涨；但问题是：华尔街大佬还在拼命叫嚣大宗商品价格还会再涨40%。而现在，传统意义上，美元指数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负相关走势”已经很不明显，甚至经常显示正相关。有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元地位受到挑战，对美国不是好事。但是，这里恐怕没有简单的结论。

我们担心：美国一方面通过加息刺激美元升值而压低国内物价，另一方面却在国内刻意营造“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的氛围，以此对抗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时维护其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否意味着通胀并未改变美国经济的舒适度？但问题是：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贸易货币的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大宗商品价格因美元刻意的恶性贬值而上涨，那这个价格上去了还下得来吗？

如果大宗商品价格果真上去了下不来，那会给中国——制造业为本的国家带来怎样的经济恶性后果？会不会导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家底毁于一旦？说实话，我们非常担心会出现这样场景。毕竟，美国已经摆明了企图：只有不择手段地击垮对手，才能低成本、高效率地重建自身的老大地位。

最近，惠誉、高盛、花旗银行等因中国疫情而调低中国今年经济增速。此事过去也时有发生，故貌似无可厚非。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件事发生在中国政府宣布“不会改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既定目标”之后，这其中是否存有它意？下一步会不会调低中国债信评级？一旦债信级别调低，会不会对中国利率、汇率都构成不良干扰？会不会导致滴水穿石的后果？总之，我们必须逢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必须全神贯注地防微杜渐。

其实，最好的防范是主动化解。如何主动化解？最近，人民币“换锚”再掀声浪，而《中国经济周刊》5月9日发文提出“30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如何破解”的建议，实际都与人民币换锚相关。为什么此时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依据各种态势判断：现在恰恰是人民币换锚的绝佳时间窗口，所以我们建议：中国应当主动出手，制服“灰犀牛”，这不仅是“化被动为主动”有效方法，而且是中国货币政策未来更加自主有为的基础。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我们必须尽早摆脱“货币主义理论”对中国经济、金融手段的束缚。我们说，这样的束缚很可能为他人合谋狙击中国制造业留下机会——制造粮荒、大幅拉高中国原材料输入成本，摧毁中国制造业前景。如果我们确信绝不能提供这样的时机，那我们必须主动作为，在化解“灰犀牛”过程中，建立新的金融手段、效率和秩序。还是那句话：拖而不决等于贻误战机。